并未参加“低调俱乐部”陈寅恪为何被指“消极抗战”?

机电学院浏览次数:  发布时间:2019-07-08

  然而,近年来也有人常引用其好友吴宓的一段日记,指责其在抗战前后对日本态度游移,甚至有“消极抗战”乃至“低调俱乐部”的嫌疑。

  问题的初起,主要因吴宓于1937年7月14日的日记引发。据吴宓所记,陈寅恪当日在清华园对他说了这样一段话:

  “中国之人,下愚而上诈。此次事变,结果必为屈服。华北与中央皆无志抵抗,且抵抗必亡国,屈服为上策。保全华南,悉心备战,将来或可逐渐恢复,至少中国尚可偏安苟存。一战则全局覆没,而中国永亡矣。”

  以吴宓与陈寅恪的关系,即使意思稍有偏差,但似乎也没有捏造陈寅恪的话的必要。那么,这段话是不是真实体现了陈寅恪当时的思想呢?

  陈寅恪原籍江西义宁州(今修水),1890年生于湖南长沙,其祖父陈宝箴为晚清名宦,曾任湖南巡抚,陈寅恪之父陈三立为“清末四公子”之一,为近代名士。

  陈寅恪自幼受家学熏陶,自小打好了深厚的国学底子。12岁时,陈寅恪随兄衡恪东渡日本,入读巢鸭弘文学院。3年后因足疾辍学回国,改入上海复旦公学。

  1910年,陈寅恪先后赴德国柏林大学、瑞士苏黎世大学、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自费留学,直到 1914年因一战爆发而回国。

  战争结束后,陈寅恪于1918年冬再度出国游学,期间学习过梵文、巴利文及中亚、东方古文字学,据说通晓梵、巴利、波斯、突厥、西夏、英、法、德八种文字。

  1925年,清华大学设立研究院国学门,刚回国的陈寅恪与王国维、梁启超、赵元任同时聘为导师。

  据说,梁启超向清华校长曹云祥力荐陈寅恪时说:“陈之学问胜过我。”而时任研究院主任的吴宓也说,陈寅恪“最为学博识精”。

  在诸学界名流的加持下,在外游学多年但并未获得任何学位的陈寅恪一举登上了学界的高峰,人称清华“四大国学导师”。

  1930年,清华国学院停办,陈寅恪改任清华大学历史、中文、哲学三系教授,一时名声鹊起,人称“教授中的教授”。

  作为学者,陈寅恪对政治并不是特别关心。但是,时局的变化最终不能令其置身事外。

 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,其父陈三立病重,某友前来探视,谈及中日战事,称“中国非日本之敌,终将被征服……”

  陈三立听后,愤而坐起怒斥:“中国人怎能猪狗不如,怎能俯首帖耳,任人宰割!”后绝食五日(据说),含恨而终(9月14日去世)。

  由于其父陈三立病重与去世的时期与吴宓日记所记的时间大体重合,所以陈寅恪说出“抵抗必亡国,屈服为上策”的话确实让人觉得吊诡。

  事实上,当时类似的论调在知识界并不罕见,包括著名的学者胡适实际上也持此调,一时有“低调俱乐部”之称(此名为胡适所起)。

  “低调俱乐部”的缘起,是1932年“一·二八”事变后,周佛海在南京西流湾8号建了一幢花园洋房,内有一大地下室。

  当然,在抗战真正爆发王中王开奖493333,事态已无可挽回的情况下,像胡适这样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仍旧回归坚持抗战的立场,而像汪精卫等人则最终叛国叛民,成为可耻的汉奸。

  至于陈寅恪,即便其对抗战前景一度感到悲观,但毕竟与“低调俱乐部”毫无瓜葛,说他主张“消极抗战”也完全谈不上。

 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,一生不谈政治的陈寅恪,最终不是因为谈政治而赢得清名,反而是因为“不谈(任何)政治”树立了一个学术与道德的标杆而为人所景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