陈寅恪先生的“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”

机电学院浏览次数:  发布时间:2019-09-07

  真的特马王,在我国清华大学第一教学楼旁的林木当中,矗立着一座极简朴的纪念碑,题为: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。王静安,又叫王国维,字静安,号观堂,浙江海宁人。这座纪念碑,是在王国维先生逝世两年后,由清华大学国学院募资修建,由陈寅恪先生撰文,梁思成先生拟式,林志钧先生书丹,马衡先生篆额。

  1927年夏,王国维有感于时变,料觉自己作为前清遗老,不便在世上久留,于是在6月2日,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,享年50岁。临死之前,曾遗言道:

  “五十之年,只欠一死,经此世变,义无再辱。”

  为王国维先生立此碑时,已是其死后二年整。这一年里,年初时,梁启超先生与世长辞,享年56岁;不久之后,又因校内资源分配等问题,国民政府任命的罗家伦校长宣布,停办清华国学院。至此,轰轰烈烈的清华国学院“四大导师”时代赫然终结。

  王国维之死,自始至终都是个谜,后人猜疑王国维是为殉清而死,或又为巨债所累。然而恐怕只有陈寅恪先生更甚了解,他深感痛惜,在《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》中,道出了王国维的死因:

  “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,为此文化所化之人,必感苦痛,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,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;迨既达极深之度,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。”

  而在此刻,清华同仁请求陈寅恪来撰写纪念碑文。陈寅恪先生意念深沉,犹问丹魄,将王国维对传统学术之坚守,上升到精神高度,于是撰文如下:

  “海宁王先生自沉后二年,清华研究院同人咸怀思不能自已。其弟子受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,尤思有以永其念。佥曰:宜铭之贞珉,以昭示于无竟,因以刻石之词命寅恪。数辞不获已,谨举先生之志事,以普告失下后世。其词曰:

  “士之读书治学,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,真理因得以发扬。思想而不自由,毋宁死耳。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,夫岂庸鄙之敢望。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,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,一姓之兴亡。呜呼!树兹石于讲舍,系哀思而不忘。表哲人之奇节,诉真宰之茫茫。来世不可知者也,先生之著述,或有时而不章;先生之学说,或有时而可商。惟此独立之精神,自由之思想,历千万祀,与天壤而同久,共三光而永光。”

  后来,“王国维纪念碑”被推入到附近的小河中,所幸犹未破损。后来,力学实验室将石碑用于搭建石台,再次逃过一劫。改革开放后,清华大学从后八家墓地捡回一个汉白玉墓座,重新刻制石凳等,将纪念碑予以修复。

  1925年,在清华大学曹云祥校长的支持下,由留学归来的吴宓教授来主持筹建国学研究院。不久之后,早已在学界声明显赫的王国维、梁启超,以及刚从海外归国的陈寅恪、赵元任相继被聘为教授,自此,国学院“四大导师”组建,学界轰动一时。

  众所周知的清华国学研究院,除了吴宓先生煞费苦心引聘的王、梁、陈、赵四大导师之外,事实上后来还有一位,李济先生。只不过,李济专攻考古学,又是以讲师的身份担任导师,终而未能排在“四大导师”的行列里。

  ▲ 陈丹青油画《清华国学院》:左起赵元任、梁启超、王国维、陈寅恪、吴宓。

  然而,随着王国维自沉昆明湖,梁启超因“割肾事件”过早离世,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已然失去两根支柱。北伐军进入北京后,南京国民政府接管清华大学,当年“五四运动”的学生领袖罗家伦成了清华大学的校长。他锐气风发,一经接手清华大学便开始整顿,江河日下的国学院自然而然成为裁撤的目标。不久之后,名噪一时的清华国学院宣告解体。

  与此同时,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(简称“史语所”)的负责人傅斯年正好在改组史语所,他将史语所改组成历史、语言和考古三个小组,而清华国学院解体后残存的陈寅恪、赵元任和李济三位导师,恰好分别专攻历史、语言、考古三个方向,因此,史语所的改组仿佛是为三位导师量身订造一样。不久之后,三位导师名正言顺地成为三个小组的主任。

  解放前夕,陈寅恪拒绝了台湾当局的邀请,留守大陆。他辞去在清华的教授岗位,坚持要加入陈序经任校长的岭南大学。他认为,只有陈序经的岭南大学,才真正符合他“独立之精神,自由之思想”的学术思路。

  ▲ 岭南大学尽管岭南大学是教会大学,却长期接受到东南亚华人的资助,保持着浓厚的东方特色。岭南大学的校风标榜着学术和思想自由,反对政治介入,提倡合作互助,尤其是岭南大学的校长陈序经,坚持蔡元培的“兼容并包、思想自由”的宗旨,曾提出过“大学是求知与研究学问的地方”的观点。这样的学术环境,处处都体现着陈寅恪的“独立之精神,自由之思想”,俨然是为陈寅恪天造地设。因此,他携家带口,义无反顾地踏上南下广州的邮轮。南国适宜的气候,使得陈寅恪舒坦而尽生习惯;双目失明的他,居然在三年内完成了《论韩愈》《记唐代之李武韦婚姻集团》等十数篇论文,备受学界推崇。

  ▲ 陈寅恪在岭南大学此时的新中国正在抗美援朝,岭南大学“美国教会创办”的身份受到冲击,校长陈序经公开做“自我检查”。然而,还是未能逃过政治的干预。1952年10月,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,作为民国遗产,并带有明显美国色彩的岭南大学,成为被“调整”的对象。岭南大学的工学院被肢解出来,和中山大学的工学院合并成立华南工学院;农学院和中山大学的农学院合并成立华南农学院;医学院和中山大学医学院合并成立华南医学院;教育系并入华南师范大学;文理等科系则直接并入中山大学——岭南大学就此消亡。陈寅恪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洪流当中,被不自觉并入了中山大学。四、对科学院的答复此时的陈寅恪,已开始拒绝外界的干扰了。他早已双目失明,除了上课,不再参加任何其他活动。即使是陈寅恪的得意门生、历史系主任刘节,也只能逢年过节前去拜望;他每去见陈寅恪,必对老师行叩头大礼,恭恭敬敬,一丝不苟,旁若无人,尽管老师什么也看不见。

  ▲ 中山大学时的陈寅恪和夫人唐筼然而,陈寅恪却始终无法获得平静。1953年10月,中国科学院决定设立三个历史研究所,上古史、中古史和近代史,身为院长的郭沫若亲自担任上古史研究所所长,并拟定陈寅恪担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,范文澜担任近代史研究所所长。12月,由陈寅恪先生的学生汪篯教授,带着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和副院长李四光的亲笔信,南下广州,邀请陈寅恪出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。陈寅恪厉声呵斥:“你不是我的学生”。这一声如雷贯耳,让汪篯教授不知所措。最后,由陈寅恪口述,汪篯执笔,写下了《对科学院的答复》的回信:我的思想,我的主张,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。王国维死后,学生刘节等请我撰文纪念。当时正值统一时,立碑时间有案可查。在当时,清华校长是罗家伦,是二陈(CC系)派去的,众所周知。我当时是清华研究院导师,认为王国维是近世学术界最主要的人物,故撰文来昭示天下后世研究学问的人,特别是研究史学的人。我认为研究学术,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,所以我说“士之读书治学,盖将一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。”“俗谛”在当时即指而言。必须脱掉“俗谛之桎梏”,真理才能发挥,受“俗谛之桎梏”,没有自由思想,没有独立精神,即不能发扬真理,即不能研究学术。学说有无错误,这是可以商量的,我对于王国维即是如此。王国维的学说中,也有错的,如关于蒙古史上的一些问题,我认为就可以商量。我的学说也有错误,也可以商量,个人之间的争吵,不必芥蒂。我、你都应该如此。我写王国维诗,中间骂了梁任公,给梁任公看,梁任公只笑了笑,不以为芥蒂。我对胡适也骂过。但对于独立精神,自由思想,我认为是最重要的,所以我说“唯此独立之精神,自由之思想,历千万祀,与天壤而同久,共三光而永光。”我认为王国维之死,不关与罗振玉之恩怨,不关满清之灭亡,其一死乃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。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,且须以生死力争。正如词文所示,“思想而不自由,毋宁死耳。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,夫岂庸鄙之敢望。”一切都是小事,惟此是大事。碑文中所持之宗旨,至今并未改易。我决不反对现政权,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。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,再研究学术。我要请的人,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、独立精神。不是这样,即不是我的学生。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,但现在不同了,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,所有周一良也好,王永兴也好,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,否则即不是。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。因此,我提出第一条:“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,并不学习政治”。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,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,再研究学术,也不要学政治。不止我一人要如此,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。我从来不谈政治,与政治决无连涉,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。怎样调查也只是这样。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:“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,以作挡箭牌。”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,是党的最高负责人。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有和我同样的看法,应从我说。否则,就谈不到学术研究。至如实际情形,则一动不如一静,我提出的条件,科学院接受也不好,不接受也不好。两难。我在广州很安静,做我的研究工作,无此两难。去北京则有此两难。动也有困难。我自己身体不好,患高血压,太太又病,心脏扩大,昨天还吐血。你要把我的意见不多也不少地带到科学院。碑文你带去给郭沫若看。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国维诗。碑是否还在,我不知道。如果做得不好,可以打掉,请郭沫若做,也许更好。郭沫若是甲骨文专家,是“四堂”之一,也许更懂得王国维的学说。那么我就做韩愈,郭沫若就做段文昌,如果有人再做诗,他就做李商隐也很好。我的碑文已流传出去,不会湮没。——《对科学院的答复》(陈寅恪先生口述,其弟子汪篯先生笔录)汪篯来广州之前,万没有想到老师的心灵世界已然受到如此巨大的折磨;回想自己在北京时,怀着满腔热情接受马克思主义新思想,主动请缨,充当南下劝说老师的使者。老师回京担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,他就又可以像当年那样侍奉左右。

  ▲ 陈寅恪和汪篯然而,陈寅恪很冷淡,他专注学术,不想被任何人打搅,尤其是政治。他在《对科学院的答复》已然很明确,如果郭沫若还算是和王国维齐名的“甲骨四堂”的话,就更应该懂得王国维之死的真正意义,更应该懂得思想自由、学术独立的真正价值。唐宪宗年间,裴度统帅大军平定叛乱割据的淮西镇,宪宗命韩愈撰写碑文,于是韩愈写成《平淮西碑》,肯定了裴度的功劳。然而先锋将军李愬却以自己功劳为大,凭借皇亲国戚的身份,唆使宪宗抹掉韩碑,令段文昌重写。后来的李商隐盛赞韩碑,“公之斯文若元气,先时已入人肝脾。汤盘孔鼎有是作,今无其器存其辞”,韩碑不会因为被磨平、被推倒而失去浩然正气。而此时,陈寅恪写的《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文》同样早已流传于世,经久不息。

  ▲ 中山大学·陈寅恪故居汪篯满怀失落地回到北京。他充当“革命使者”失败而归,学术地位一落千丈。1958年6月,郭沫若在发表《关于厚今薄古问题》的文章,点名批判陈寅恪。凭借着郭的身份地位,大家开始跟进,攻击陈寅恪。陈寅恪先生被迫结束了讲学生涯。他不再授课,以双目失明之躯,开始了对明清才女柳如是的研究。六、柳如是别传晚年的陈寅恪先生,没有仰仗自己渊博的学问知识,去撰写所谓的“通史”,却是以目瞽足膑之躯,不辞艰辛,洋洋洒洒,写成八十万言《柳如是别传》,十年之期未能付梓,直至改革开放后的1980年才出版。柳如是,有姓无名,出身低微,身世沉浮,幼年时便被贩卖至青楼,因读辛弃疾《贺新郎》之“我见青山多妩媚,料青山、见我应如是”,故自号柳如是。柳如是通音律、擅书画,后成为“秦淮八艳”之首。崇祯十四年,花甲之年的钱谦益迎娶二十三岁的柳如是为妻,金屋藏娇,非议四起。柳如是生活在明朝末年,江河日下,风雨飘摇,国家存亡之际,柳如是资助抗清义军,营救丈夫并鼓励其投身郑成功抗清队伍。兵临城下之际,柳如是和钱谦益准备投水殉国,无奈钱谦益试水之后,说“水太冷,不能下”,随后腼颜迎降。钱谦益死后,柳如是悬梁自尽。

  ▲柳如是陈寅恪先生通过对历史人物的详尽考证,追本溯源,达到最后的巅峰之作。他以柳如是为中心,将自我的身世感怀注入其中,“欲把心事寄闲言”;柳如是一介商女,尚能在民族大义面前,慷慨救国,凛然赴死,生当为巾帼,死亦为烈士,相比之下,钱谦益七尺男儿,高官厚爵,在敌国来犯之际却委身下命,投敌卖国。凡此种种,柳如是为民族之坚守,亦犹王国维为思想之坚守;皇皇巨著,无不透露陈寅恪先生“独立之精神,自由之思想”的人格风范。据陈寅恪先生的助手黄萱女士回忆:“寅师以失明之晚年,不惮辛苦,经之营之,钩索沉隐,以成此稿。其坚毅之精神,真有惊天地、泣鬼神的气概。”

  ▲陈寅恪、唐筼夫妇永眠之地是故民国出大师,盖因此类;陈寅恪先生以其渊博之学识,残弱之身躯,所追求不是名声地位,而是“独立之精神,自由之思想”。思想之独立自由,是我国所缺失;为追求而坚守人格之独立自由,亦是我国之所缺失。惶惶九天,日月共明,精诚所至,万世太平。